唐异常
夜，静静的。我读着叔父唐公正仪老人的两本遗稿，一本是《古体诗词集》，另一本是《孙子兵书现代应用法》，心情十分沉重，掩巻凝望着漆黒的夜，矇胧中似乎见到了慈祥而睿智的仪叔向我走来。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。
那是在1947年夏日的一天，我和比我小一岁的宣叔刚刚初小毕业（即小学四年毕业），仪叔带我们去山里砍柴。他专门砍了两箢箕刺很锋利的荆棘，要我们背回家去。我试了一下，说“刺背”。 他侻，这明摆着是刺背的东西怎么能背呢？接着，他说了一通大道理：“人和猪狗不同的是有头脑，想事情。听了大人的话，也要想一想说得有沒有道理，有道理就听，沒有道理就要向大人讲道理。”这在今天听来是极平常的话了。可在那个年代经常听到的教训是：“大人讲话细伢子听。”仪叔说可以“向大人讲道理”， 简直是像革命党人第一次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样，掌握了一个向大人挑战的思想武器。
我是出身于一个中医世家，家里有很多藏书。可祖父、伯祖父都因“马曰事变” 之后，家里遭到了从来沒有过的灾难，他们沒有从政治上找原因，而只是担心读书多了会惹祸。所以对我们的学习总是采取抑制的态度。而仪叔则是主张我们上学，多读书。他自己这个时候虽是务农，可学习特别努力。可能是在他小的时候。家里正遭“马曰事变” 之劫，而剝夺了他童年学习的机会。他是1924年阴历正月19日出生的，他的父亲即我的叔祖父邺石公于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这时他才三岁，“马日事变” 后 ，邺石公即受到迫害，四次被捕，三次被保了出来。最后一次被捕是他去参加一位故友的追悼会，拾起一张小纸片写了一幅挽联贴在墙上，后被国民党特务发现，说是幅反国民政府的挽联而被捕了。据说这幅挽联很有文采，但具体是什么内容不得而知了。他最后于1939年5月惨死于浏阳。这时仪叔才15岁。所以，仪叔的童年基本上是在灾难中度过的，小时候基本上沒有上过学。可到了1947年，他已是23岁了，大概是预感到时局会有一场大变动，不久将要肩负重任了，突然变得好学起来。当时他读的书是《孟子》、《古文观止》和三苏文选，他最感兴趣的是《孟子》中有关民本思想的对话和三苏文选中的策论。当时我也正在读私墪，也是读的这几本书，他也经常考一考我们的学习心得，所以，孟子的忧乐观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有了很深的烙印。
这个时候仪叔学习特别刻苦，夏天不顾蚊虫叮咬和炎热，冬天坐在灶屋里利用做饭之后的一实微温取暖，在豆大的煤油下低声吟诵，有时读到很晩。有人问他，你这个年龄了，还能读得进去吗？他说，苏老泉，二十七，始发愤，读书籍。苏老泉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，我才二十三，怎么就读不进去呢？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一年多的农余时间的苦学收获不少。从1948年春开始，他偷偷摸摸地写了很多文章。他让我秘密的抄录过毛泽东的《沁园春。雪》和他写的文章《论毛泽东之必胜和蒋介石之必败》，大意是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。文中引用了《孟子》中的一些话，如在抨凷蒋介石时，引用了“贼仁者，谓之贼，贼义者，谓之残。残贼之人，谓之一夫。闻珠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”在赞颂毛泽东时，则引用了“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因为当时我己熟读过《孟子》，仪叔引用了这些话，既感到亲切，又觉得新奇。所以至今记忆犹新。
就在仪叔要我帮他抄稿之后不久，听说我们村里有名的私塾教师毛憨子被乡公所抓去了。原来毛憨子早晨一开大门，门缝里就掉了几张字纸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首词和一篇文章，毛憨子看着，情不自禁的赞道，有气魄，绝妙的好词啊。文章也写得不错。毛憨子是一位不太关心政治的人，沒有料到不经意的赞美，很快就被乡公所的人听到了，招来一场大祸。消息传来后，仪叔告诉我：“别怕，如果有人问你，你一口咬定不晓得便是。我估计不会怀疑到小孩子身上，不过思想上要作好应付的准备。”
又过了几天，听说乡公所在审问毛憨子那篇文章是谁写的？毛憨子说：“如此锦锈文章一定是出自某大学文学教授之手，本村穷乡僻野，孤陋寡闻，绝无此等人才。”“放屁。”乡公所的人训斥了他一顿，看来这个书呆子确实也不知道什么，敲诈了他一叠子银洋了事。
这段时间，仪叔不仅刻苦读书、写作，还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辩论能力。一次，他到别人家的竹山里挖冬笋。因为这竹山的主人读过奌古书，一本《增广》背得滚瓜烂熟，又喜欢之乎也者的咬文嚼字，是村里很有名望的“理论家”。 看见仪叔在挖冬笋，便说，挖别人家的冬笋，非君子之所为也。仪叔说，冬笋是不能成材的笋子，而且它要消耗养料，会防碍以后成材竹笋的生长。我来挖冬笋是帮助您改善竹林的生长条件，助人为乐，又怎么不是君子之所为也？这位主人说，就凭你的辩论能力，我不但同意你挖，还可以把己经挖好的相送。仪叔笑着说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我也并非真的想吃冬笋，而是想试一试能不能辩得过您这位理论家。后来，这位竹山主人对别人说，唐正仪大概是想当绅士了，嘴巴子操练得不差哩！
真是燕雀岂知鸿鹄之志。仪叔哪里看得上一个绅士呢？第二年湖南解放了。不久，仪叔当了长沙县第四区的区长。这时我才知道仪叔早己是地下党员了，那时他神秘兮兮地让我帮他抄写文稿是在作地下工作哩。毛憨子也恍然大悟说，沒想到那篇文章竟是出自他之手，奇才哟。
仪叔有激情，善于独立思考，同情农民，关心农民，又不屈服于权贵，这一类型的人在那唯上是从的年代是很难立足的。红火了几年之后，说不清是什么原因，他就感到很压抑，很不顺心。后来他对我说，他写了一份为彭德怀说话的文章，藏在房子的阁楼里，文革开始，造反派到处抄家，他为了兔遭不测而将它付之一炬了。很可惜，这份材料一定可以看出他的一些真实思想与经历。
1987年11月我从新疆回长沙探亲时，仪叔激情满怀，十分赞赏改革开放的政策。这时他早已离休了，但仍十分关心农村。我正好遇到跳马乡的农民来找他买大粪，这些农民赞不绝口：我们农村很喜用有机肥种地，可城里人见我们是买粪的，都躲着我们不见面，可你仪叔不仅接待我们吃住，还帮我们找粪源，这样的干部实在太少了。这种不忘根本和农民心心相印的境界，使我感慨万分。我想，仪叔这种忧民的情怀，己是渗入到骨髓了，十分稳固，真正“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”， 是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动摇的。他传给我们后辇的也正是这种精神。这次回家，他和我作了多次深谈，临行，他反复叮嘱，等我退休回到长沙，要和他共同磋商文史，谈今论古，感悟人生，仿三苏故事，写奌策论。当时，我距退休之期不到十年了，我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，想象着这一天把仪叔的经历、思考形成文字，这既是一项传承文明有价值的事业，又是一项共享人生的乐事。
真是天有不测风云。1991年9月接到礼雅妹的电报，仪叔因患胃癌，医治无效，于1991年8月13曰辞世。我如五雷轰顶，悲痛万分，仪叔给予我们的是人生的信念，是精神。病重期间，他以极大的毅力，战胜病魔，著书立说，写了一部七万七千余字的《孙子兵书现代应用法》和二百四十余首《古体诗词集》。他在《兵书》首页写道：“病里残年苦写兵，不将所学化烟尘。寒窗沥尽平生血，呕得新书与后人。”可见他对子孙后代的期望和良苦用心了。
仪叔，安息吧，虽然我们阴阳相隔，但心灵是相通的，我会秉承您的遗愿，坚守信念，奉献余生，我会一直和您对话的。（2012.2.17）
【注】理论家：旧社农村读书、识字的人极少，也讲不淸道理，家庭、邻里有纠纷时，就请读过一些书的人来评理。这样的人农民称为理论家，是很受农民尊重的人。但这些人的地位低于绅士，而绅士架子太大，一般农民请不起。“理论家” 只需一小包大红袍（即花生米）和兰花豆（油炸蚕豆）、四两烧酒就可以对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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